1.地域分布及案件数量

以“股东代表诉讼”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有关股东代表诉讼的判决书共计1746件，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上海与北京等发达经济地区（详见图1与图2）。

1.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不一定是中小股东

【法院裁判要旨】持有控股股权不应成为否定控股股东具有股东代表诉讼原告资格的理由

在（2020）最高法民终208号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广西建设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公司法所规定的有权提起诉讼的股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并未排除控股股东的原告资格。本案中，广西通达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中融信托公司为广西通达公司占比60%的股东。因控股股东的出资额通常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与公司存在更大的利害关系，故持有控股股权不应成为否定控股股东具有股东代表诉讼原告资格的理由。且在公司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无法主导公司经营的情况亦有存在，认定控股股东享有股东代表诉讼原告资格符合现实之需，亦有利于公司利益的救济。广西燃料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不应通过股东代表诉讼行使权利的答辩理由，理据不足，不能成立。” 

由此可见，在当前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则体系内，对于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并未局限于中小股东。

2.原告须在诉讼过程中需要始终保持其股东身份，否则将丧失股东代表诉讼的主体资格

【法院裁判要旨】公司股东在起诉后因对外转让股权导致其失去公司股东身份的，不再具有股东代表诉讼主体资格，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在（2019）最高法民申4358号牟秀昌与韩建民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牟秀昌于2013年4月8日通过签订案涉三份协议受让大兴公司股权，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成为大兴公司股东后，其于2016年6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时具有股东资格，可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但在本案诉讼中，牟秀昌又于2018年1月将其持有大兴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案外人张璐璐，并已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在此情形下，牟秀昌已在诉讼中失去大兴公司的股东身份，已不再是大兴公司的股东，不能再行使股东的相关权利，故其不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而卢凤山并非大兴公司股东，其亦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基于以上事实，原审法院裁定驳回牟秀昌、卢凤山的起诉，有事实依据，符合法律规定。”

3.已经解散清算并注销的公司的股东，只要其符合法定条件就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法院裁判要旨】公司经解散清算并注销后，并非没有权利义务的继受人，在公司已经注销的情况下，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对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仍具有诉的利益，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在(2019)最高法民终594号国际管理有限公司、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代表诉讼是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对公司的忠实和勤勉义务，以及包括大股东等在内的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利益造成损害，而公司又不追究其责任时，赋予股东代表公司提起诉讼的权利，以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公司经解散清算并注销后，并非没有权利义务的继受人，在公司已经注销的情况下，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对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仍具有诉的利益。故，武广公司虽已注销，但国际公司提起的本案股东代表诉讼应继续审理。”

虽然在这个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了国际管理有限公司的上诉（且（2020）最高法民申6044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再次驳回了国际管理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但是其肯定了在公司已经解散清算并注销这种特殊情况下，只要股东符合法定条件，其仍然有权向法院提起相关股东代表诉讼。

4.对于处于清算状态下的公司，股东代表诉讼仍应当履行前置程序

【法院裁判要旨】公司处于清算状态下，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仍应当履行前置程序，只是履行对象应当是清算组，如若清算组未成立的，则履行前置程序的对象是原法定代表人

在（2016）最高法民申字663号江苏星源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与扬州同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南通东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通开发区东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扬州天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股东代表诉讼的提起应以竭尽内部救济为前提。公司清算期间，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职能基本丧失，由清算组代表公司行使内外职权，应由清算组作为内部救济机关。”

在（2014）民申字第679号大连金星房屋开发公司金石滩分公司、青岛愚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环球外商俱乐部有限公司、与中国金石滩发展有限公司其他损害公司权益纠纷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规定：“公司依法清算结束并办理注销登记前，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应当以公司的名义进行。公司成立清算组的，由清算组负责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尚未成立清算组的，由原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据此，在公司解散但未成立清算组的情形下，股东如认为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造成公司损失的，应当直接向原法定代表人提出请求，在原法定代表人怠于起诉时，方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由此可见，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公司处于解散或者清算的状态下，其股东拥有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权利，但是行使该权利的前置程序却决不能少。

5.股东代表诉讼可以是合同之诉，不存在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一说，同时该诉讼受公司和第三人之间合同管辖权条款的约束

【法院裁判要旨】股东代表诉讼的诉因并未排除合同之诉，其诉讼利益及法律效果归属于公司，并非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并受公司和第三人之间合同管辖权条款的约束

在（2019）最高法民终597号陈鑑勇与浙江万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诉因范围问题，从条文文义看，上述规定并未排除合同之诉，不能当然认为股东代表诉讼的诉因仅限于侵权之诉。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设立目的看，是为了解决对董事、高管人员的监督和制约问题，而非处理合同纠纷或侵权责任。同时，股东代表诉讼本就是在公司不起诉的情况下，股东代表公司主张权利，诉讼结果归于公司的诉讼方式，因此原审裁定以公司法人人格独立理论来否认股东代表诉讼，亦有不当。” 

在（2020）最高法民终208号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广西建设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股东代表诉讼本就是在作为合同相对人的公司怠于或不能行使诉权保护自己利益的情况下，由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代表公司主张权利的一种制度设计，其诉讼利益及法律效果归属于公司，并非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原裁定以中融信托公司不是案涉合同当事人及无直接利害关系为由，否定中融信托公司的原告资格，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在（2019）最高法民辖终404号汕头高新区露露南方有限公司、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股东代表诉讼案件中，由于公司怠于或者拒绝提起诉讼，而由股东代其提起诉讼。股东代表诉讼是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以股东的名义直接提起的诉讼，胜诉后的法律后果归于公司。因此，股东代表针对第三人提起的诉讼受公司和第三人之间合同管辖权条款的约束”。

综上，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股东代表诉讼的诉因范围，所持态度视乎是法无禁止即可，但其实并不尽然，我们认为，这一审判思路仅局限于民事诉讼，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对于股东代表诉讼的态度就更为谨慎了，详见下文分析。

6.股东代表诉讼可以是行政诉讼，但是须更为审慎

【法院裁判要旨】公司股东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有权为了公司利益提起行政诉讼，但是须审慎

在（2016）最高法行再91号张张佰强、施新国与与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政府等不履行行政协议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赋予了公司股东在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而公司怠于行使诉权的情况下以自身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但该规定并未将股东代表诉讼限制在民事诉讼范围内，公司股东亦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且本案系行政协议争议，行政协议本身即具有行政和协议的双重属性，作为公司股东如果在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那么并不因为相关争议纳入行政诉讼而丧失其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在（2019）最高法委赔监67号王庆玉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违法保全、错误执行赔偿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国家赔偿系法定赔偿，王庆玉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定申请国家赔偿，亦无国家赔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依据。”

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涉及股东代表诉讼的行政诉讼的提起，较之民商事案件的态度是更为审慎的，一方面考量原告是否适格，另一方面要考量成诉理由及原因，同时还要论证有无法律法规依据；更多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还是倾向于股东在认为有关政府的行政行为侵害公司利益的，“应通过公司股东大会、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形成公司意志，并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参见2019）最高法行申5552号唐朝晖、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政府等房屋行政补偿一案）。

7.内部救济途径已经穷尽的，股东代表诉讼可直接被提起

【法院裁判要旨】在股东向公司有关机关提出书面申请之时，已经不存在公司有关机关提起诉讼的可能性的，或公司内部救济途径已经穷尽的， 东代表诉讼可不履行前置程序

在(2015)民提字第230号陈二与何栢强、罗顺兴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法律不应要求当事人徒为毫无意义之行为，对于股东申请无益即客观事实足以表明不存在前述可能性的情况，不应理解为《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所规制的情况”，“本案中不存在公司的执行董事或监事接受股东申请对股东所主张的被告提起诉讼的可能性，亦可谓公司内部的救济途径已经穷尽”。同样，在（2019）最高法民终1679号周长春、庄士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亦有相同观点的论述。

8.股东代表诉讼中，对于提请诉讼的股东自行与被告达成的调解协议，人民法院不能直接出具调解书予以确认

【法院裁判要旨】股东代表诉讼中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必须经过公司以及公司决议机关决议通过后，人民法院才能最终确认该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公司是股东代表诉讼的最终受益人，为避免因原告股东与被告通过调解损害公司利益，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调解协议是否为公司的意思，因此对于股东代表诉讼中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人民法院须对其进行严格审查，该审查内容就包括公司以及其它未参加诉讼的股东对此是否认可。这项司法意见，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在第27条中已经明确，即：要求该调解协议必须经公司决议机关决议通过后，人民法院才能出具调解书予以确认。

事实上，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发布前，（2008）民二终字第123号和信公司、大兴公司与通和置业等损害公司权益纠纷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就已经做出过类似裁判，在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调解协议的内容不仅经过了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和信公司、大兴公司以及作为诉讼第三人的公司即通和控股的同意，而且也已经经过了通和控股中的其他所有股东书面同意，所以调解协议没有损害通和控股及其股东的利益。本院对以上调协协议予以确认。”

9.一条我们认为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于当前的法院裁判要旨：

【法院裁判要旨】当发生公司权益被侵害的情况时，只有在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的情况下，才能适用股东代表诉讼获得救济

在本次检索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案例，一审二审均认为提起股东诉讼的股东符合法定条件，但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时，却被裁定驳回起诉，而这个案子也多次被同仁援引，即（2014）民提字第170号 （株）圃木园控股与上海福生豆制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市张小宝绿色食品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案。在此案中，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时认为：因股东之间发生矛盾，导致公司利益受到损害，一方股东可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时认为：因双方当事人均向法院表示，公司现已无法形成有效的董事会决议，且公司又没有依法成立的监事会，故对一审法院关于是否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认定予以赞同，此外，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进一步表示：股东对公司的出资系法定义务，股东代表诉讼并非基于出资协议提起的违约之诉，因此股东是否已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不影响其代表公司提起诉讼；但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本案时，却表示：此案所述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情形应属于《公司法》第151条第3款当他人侵害公司权益的情形，在此种情况下，“‘他人’应当作狭义解释，即只有在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的情况下，才能适用股东代表诉讼获得救济。”具体到此案，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两名股东本身就享有诉权，但其通过股东代表诉讼，就剥夺了另一方股东反诉其履行出资义务的诉讼权利，会因此造成股东之间诉讼权利的不平等。因此，两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股东代表诉讼，其起诉应予驳回。

但是对于本案的裁判要旨，我们认为已不再能够完全适用，我们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在作出此裁定时的考量，包括对提起诉讼两名股东是否拥有诉权以及被诉股权反诉权利是否被损害等，但是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6条可知，股东代表诉讼中，被告可以且仅可以股东恶意起诉为由提起反诉，而无权以侵权或者违约等为由向公司提出反诉，因此这份基于担心股东间诉讼权利不平等而作出的裁判要旨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于当前的股东代表诉讼规则体系，但对于我们研究股东代表诉讼的发展还是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