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案件的起点，起诉状是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载体，不仅涉及法律关系的选择、案件事实的概述，还蕴藏了律师的诉讼策略。更重要的是，起诉状框定了裁判边界，旨在法律层面实现当事人诉求、保护当事人利益。

而民事起诉状三大要素：

当事人+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三者之间的关系是：

当事人基于事实理由提出诉讼请求。

无论在哪个审判阶段，法官首先审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确定基础法律关系。

以法律关系决定审理对象，以诉讼请求约束审理范围。

诉讼请求表现在法官思维模型中的点S，其作为起诉状中最核心的内容，既是律师整体诉讼方案的集结，更是法官裁判的起始，直接决定案件走向，所以，律师应当对诉讼请求的选择和确定进行周密的论证和“点、线、面、体”的全方位审视，以便在无限延展的思维模型里，找到最恰当的点。

先以《公司法解释四》公司决议效力之诉为例，分析诉讼主体资格确认的问题。该司法解释以“三分法”为基础，规定了公司决议不成立、无效和可撤销三种情形，并分别规定了对应情形下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

图1

以诉讼主体为引，程序性思维除了用于确认诉讼主体外，民诉法中还有其他程序性规定，如各个诉讼阶段的衔接，诉讼标的的保全，还有其他有关期限利益的相关规定等，其实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

通常来说，法官的裁判思路是由点到线、到面。律师在确定诉讼主体时，应当先由面、到线，再到点。因此，律师应当先分析案涉决议的效力情形，如果存在形态竞合的问题，先明确当事人的诉讼目的，再选择合理方案，继而确定诉讼请求，明确诉讼主体，确保精准、全面、无遗漏。

01  判决结果是否可执行

我们来看一个合同纠纷案件：

原告诉讼请求（S）为：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履行双方签订的《XX合同》。

法院判决结果（A）为：判决被告依法履行双方签订的《XX合同》。

图2

从律师角度看，诉讼请求被全部支持，案件胜诉。而判决生效后，原告申请法院执行案涉合同约定的被告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

但结果却是，执行裁定书载明：“该申请内容不是本案执行依据，不是一审、二审民事判决的内容，原告请求人民法院执行未经判决确定的内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图3

如图3所示，在执行阶段，人民法院的执行依据应当是线AB上的某点：A、B、C。而该案之所以胜诉却未能执行，系诉讼请求既不具体也不明确，颗粒度过大所致。即便判如所请，亦未能实现当事人的真正诉讼目的，浪费了司法资源和诉讼成本。

因此，诉讼请求是否具有可执行性是比诉讼请求能否被支持更为重要的层面。对诉讼请求的精准定位是案件成功至关重要的一步。只有通过自上而下的审视，以及对案件全局的把控和分析，才能在较小的颗粒度下，确立较精准的诉求，以实现更符合当事人诉讼目的的裁判结果。

02  判决结果能否被执行

说到判决结果能否被执行，笔者见到一些案件当事人只关注诉讼进程，却忽略了案件执行后存在的其他问题。比如申请执行后发现没有保全财产，申请执行被轮后，或者根本看不到希望。

诉讼中最坏的结果不是败诉，而是看似拿到胜诉判决，最终却“竹篮打水一场空”。提供了最坏的法律服务的同时，还浪费了司法资源。

此时，程序性思维就显得尤为重要。诉讼，确保执行有依据；保全，确保执行有结果。

法律的作用是定分止争，法官的终局性思维决定了法官的裁判应当实现“案结事了”的法律效果。律师在设计和选择诉讼请求时，应当兼顾过程与结果，对案件胜诉后是否可执行和能否被执行做好充分论证，不仅要追求判决上的胜诉，更要追求案件的实质胜诉，实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终极目标，体现律师职业的终极价值。

以终局性思维提升精确度，以程序性思维减少不确定性。

笔者最近在授课和带助理及实习生的过程中发现，程序性思维的欠缺及对诉讼程序的理解不足，存在于一些新手律师当中。主要表现在：对当事人在案件中的诉讼地位不明晰，特别是基于不同诉讼地位所带来的权利主张的边界不清晰，而表现在法官思维模型中，即对案件起点到终点的理解不足。

变与不变往往是相对的。如何善用程序，在不变中求变，在变中求不变，是法官思维模型的底层（SAC）建构，也是法官思维模型在演绎推导中的假设前提。

01 诉讼请求的变

变，因案件起始于律师诉讼，同时又受限于案件本身。我们已经知道，法官思维模型中至关重要的点莫过于点S，即诉讼起点，也即审判起点，该点往往是律师通过升维视角进行战略性思考后，再以降维路径确定，并最终打响战役的第一枪。

点S的变取决于案件的基本情况，和对基础法律关系的选择和确定。比如，同一案件中可能存在多种法律关系的竞合，也必然存在多种诉讼路径的选择，怎样才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利益，体现在诉讼请求选择的可变性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基本案情：A（买受人）与B（出卖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A以150万元购买B所有的一套房屋，房款支付方式为：合同签订之日A支付5万元定金，首付款20万元支付到资金监管账户。合同签订后，A支付定金5万元，但由于B的不配合，资金监管账户未设立，导致房屋首付款始终未支付。一年后，房价上涨，B通过微信向A发出解除通知，理由是A仅支付了定金，未支付房款，存在违约。

A的诉求：请求判决B向A交付房屋，并办理房产过户手续。

通过法官思维模型对案件进行梳理和分析，由于A仅支付了5万元定金，房屋当时的市场价值是150万元，起诉时，房价翻倍至300万，此种情形下，在“权利义务对等”的大原则下，法院判决支持诉讼请求的可能性极低。如图4所示：

图4

若仍坚持该诉讼请求，在零和博弈的裁判结果选择中，只能有一个判决结果。诉讼请求的确定应当以终局性思维的视角来进行选择和设计。显然，该诉讼请求存在的问题是：要么完胜，要么完败，没有余地，而且完胜概率很小，且A到C是无法跨越的鸿沟。

在本案的实际审理过程中，一审判决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可见，诉讼请求留有余地，才有更多可发挥的空间。

由于A的主合同义务是支付房款，但是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来看，A履行的支付义务仅占其全部合同义务的3%，但对B来说，房产无法拆分，如果法院支持了A的诉讼请求，无异于A用微乎其微的履行行为交换了B的主合同义务。因此，法院通常不会判决支持房产过户。此时，为确保案件顺利进行，律师可以考虑转换思路，重新挖掘当事人诉求，引导当事人改弦更张。

如下图5所示，因B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若以追究违约责任为由提起诉讼，被支持的概率可能大幅提升。与此同时，法官裁量的空间、律师报价的空间，都将在线段AC上有所体现，对当事人而言，既一目了然，又具说服力。若当事人采纳律师建议，改变诉讼请求，由“请求过户”变更为“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更有利于减少诉累：

图5

由此可见，诉讼请求在设计之初，当以终为始，由果推因，在变中求不变，精准选择。

02 诉讼请求的不变

相较于以终为始确定诉讼请求，以始为终，则恰恰体现了诉讼请求在诉讼程序中的不变。

当诉讼请求明确后，法官思维模型的假设前提即告成立，裁判边界和审判范围即已确定。

如前所述（图4），在本案中：

若S=请求办理过户，则：A=过户，C=驳回。

若S=请求违约赔偿，则：A=诉请的违约金上限，C=驳回。

不难发现，C始终是驳回全部诉讼请求，区别在于针对不同类型的诉，裁判结果是A、C间的博弈，还是A、C区间上的利益权衡。一个案件当中，必有一方观点是C，那么这一方的请求，在整个诉讼程序中，是否保持不变？

前段时间遇到一个申请再审的案子，原告诉请双方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予以维持。一审被告拟申请再审，在草拟再审申请书的过程中，关于申请再审请求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请求依法确认双方房屋买卖合同有效。

我们回到法官思维模型中来看，如下图6所示，被告在一审中的主张是什么？是驳回诉讼请求C点；二审若上诉，请求依然是C。因为在一个案件中，如果被告没有提起反诉，那么案件中只审理一个且仅有一个诉讼请求，即确认合同无效，假如法院依法审理发现合同有效，并不是判决确认合同效力，而是驳回确认无效的诉讼请求。因而，即便驳回诉请等同于确认合同有效，依然不能在诉讼程序中出现请求确认有效的字眼。

图6

综合来看，在不同诉讼程序中，诉讼请求（点S）一旦确定，除非存在其他诉讼回转的情况，诉请能否被支持，只有调整尺度的空间，没有产生多于S的新诉求的可能。比如：在法官思维模型中（下图7），A=支持全部诉讼请求。C=驳回全部诉讼请求，假如一审裁判结果是B，若被告上诉，上诉请求依然是C，若原告上诉，上诉请求可能是A或者A-B。也就是说，只要B不等于C，那么被告在二审及申请再审中的请求具有不可变性。

图7

03 变与不变的转换

本案二审发回重审后，诉讼程序的回转给了律师一次求变的机会，但这位律师没有接到“上帝的电话”，继续迎难而上，注定无法反转。

事实上，由图4我们已经知道，选择第一种起诉方式，裁判结果只有两种，既然一审法院已将案件发回，那么维持原判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也就是说继续坚持只有一个后果，即“驳回诉讼请求”。而根据2020年修正版新民诉司法解释第二百五十一条之规定，律师可以变更、增加诉讼请求，迎来成就图5的翻盘之机，在不变中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