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投融资项目过程中，由于投资者更多关注商业机会、资金需求量、持股比例等方面，而忽视了如何优化公司治理结构、董监高的权责利划分，议事规则设计等方面，往往会导致后期纠纷发生而对簿公堂的情况。
笔者在处理的多起涉及投融资领域与公司法相关的诉讼案件中，深刻体会到公司章程制度安排、股东会召集、决议表决形式、通知程序等诸多细节往往会对案件诉讼结果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股东之间争议引发的争端更显突出，通过实际案例总结出以下几个要点加以讨论：
1.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常见表现形式
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可以定义为：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而引起的纠纷。
1.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利用职务便利占用公司资产
2.公司高管利用职务便利成立同业竞争公司
3.公司擅自为控股股东提供重大债务连带担保
4.公司向股东借款并约定高额利息收益，涉嫌转移公司利益归股东个人所有
5.法定代表人故意/重大过失导致公司利益受损
2.股东代表诉讼的特殊性
股东代表诉讼中，虽然公司并非原告、被告，但有如下特点：
1.公司一般被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股东代表诉讼起因于公司没有及时提起诉讼维护公司利益，属于公司运营产生的纠纷；
3.股东代表诉讼涉及公司的实体权益，与公司机关及成员、控股股东均有关联；
4.判决结果对公司及其全体股东都具有约束力。
3.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
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股东提起股东派生诉讼前需要“用尽内部救济”的先决条件，即公司利益收到损害时，股东不能直接起诉该行为，而是需要提请董事、监事，只有董事、监事拒绝/怠于起诉的情况下，方可行使享有原告的主体资格起诉。
该“前置通知”义务如何实现，在现有的《公司法》中并无明确载明。如果仅仅向公司经营地址发函给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或者向董事、监事自己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住所地发函，从法律上并不能证明尽到了“通知”义务，因为法律意义上的通知必须明确由本人签收确认为前提。笔者最近代理的一起小股东起诉公司大股东的案例中，就是因为原告小股东没有穷尽内部救济程序，未能向监事户籍地发函通知，导致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未被法院认可，最后不得不撤诉的结果。
本文作者：申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卢骏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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