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以网约车为例，申浩律所港汇办公室所在的港汇恒隆广场停车费为20元/小时，每天封顶160元整。如果我一整天都在办公室工作，选择打车通勤的成本比自驾更划算；同时，在三年疫情之前，司机就辞职了，我有时也需要在车上思考和处理些事情，所以就时常打车上下班，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司机们交流，发现打车的新变化（疫情对很多人的出行方式、工作方式、娱乐方式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网约车大量出现，数量远远超过传统的出租车，市场内出行的服务能力大大增加，但是交通方面的服务需求却没有明显增长。例如：以前我通常人还在港汇恒隆36层办公室即开始下单网约车，因为通常等待接单和等待抵达的时间成本是5~8分钟。现在是到了港汇一层再叫车也仍然来得及，因为网约车一般在3分钟内就会到达，提前下单会让网约车等太久。说明网约车工作机会在减少，大量涌入出行服务行业，内卷严重。
二、网约车司机外地从业人员明显增多，尤其是很多的新手，路线设计完全依赖于导航；询问之后，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大多超过15小时，是因为如果工作时间不超长，每月利润剩余不了多少。但是上海还是有大量的打车服务需求，只要拼命干，才能稍微赚点钱，但在四、五线城市消费降级、萎缩得非常明显。
三、日常的出行往往不需要预约商务车或豪华车型，但是网约车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豪华网约车，一问才知道现在大量客户不再预约商务车，开商务车和豪华车的司机自己主动降级，按普通车服务收费，要不根本没有什么生意。
个人感觉网约车市场已经超饱和了，我们律师行业的市场变化是不是有点类似？
由于其他行业发展机遇空间变小，很多其他行业的精英转换赛道加入法律服务业；再加上这几年法学毕业生就业比较困难，最后大多数都进入律师行业，形成行业“内卷”，也是一种“服务供给端增长而需求端尚未出现明显增长”的局面。尤其是2018年以来，全国累计340余万人报考司法考试，其中2018年至2021年57万余人通过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2022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报考人数81.6万，再创历史新高。这一现状，引用一位新执业的律师心酸独白：4000月薪的司机不好找，4000月薪的律师助理兼司机，却满地有......
当然任何一件事都有正反两面，法律服务执业律师的激增，客观地促进了法律服务市场的规范和正向发展，客户对专业律师提供服务内容的甄别判断能力迅速提升，对律师的专业化分工和精细化作业、全流程管理等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律师行业一般常年法律顾问费通常不高，以往通常把法律顾问当作一个客户给你提供法律服务机会的敲门砖，只要先当上客户的法律顾问，哪怕年费不高，完全可以通过后续专项法律服务、争议解决等弥补法律顾问费用和服务时间不匹配、不划算的问题。因为以往只要是法律顾问，未来客户产生争议解决等其他重大法律需求时，通常会直接单独议价获得法律服务机会，客户通过常年法律顾问已经形成信任基础，律师获得客户重大事项法律服务的收益概率更高。
早些年，律师也会把法律顾问类比为医疗行业的门诊挂号费——挂号诊疗一般不贵，检查费用、手术开刀、买药是更有可能花钱的地方。律师提供的企业年度法律顾问服务大多情况下是不限时的，一年当中无论多少法律服务咨询需求，法律服务费都是以年费计算的，甚至最近多起政府机关的年度法律服务居然有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报价为1元、还有0元的，希望低价中标。存在即合理，多半是认为只要担任法律顾问，就可以通过获得其他法律服务的机会再赚回来。
于是，就会出现在常年法律顾问给客户咨询时，律师回复不及时等问题，客户对律师最不满意的就是响应速度。但是如果客户有重大法律纠纷时，尤其是涉及较大争议标的案件时，律师的响应速度就变成秒回，可以在任何客户需要的时候出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客户对法律服务业认知越来越深刻，互联网行业飞速发展导致信息不对称降低，法律服务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过往的法律服务竞争策略还有效吗？
笔者认为专业律师应该摈弃这种做法，法律顾问就是法律顾问，争议解决就是争议解决。
法律顾问类似于医疗行业的健康体验和日常保健，健康保健就是为了个人没有疾病或减少患病概率。法律顾问是为了客户减少发生风险的概率，是通过法律服务使企业日常运营可以合规进行，是帮助企业把大量对上、下游的企业或单位交易过程中的经验通过合同（协议）的方式规范交易行为，或者合同执行过程中的标准流程，这些可能是客户有效降低自身未来发生争议的工作方式。
但实际上，我们很多的律师对于中、小型企业的法律顾问业务有些仅仅就是光顾不问，客户主动咨询时都回复不及时，更不要说定期到顾问单位去汇报、总结法律顾问工作的年度成果，复盘为客户带来的价值，能否与客户共同成长。尤其是对于律师在企业遇到的具体法律问题回复上，采纳率是多少？采纳以后在合同实际执行过程中又有什么新问题？法务部和其他部门之间对法律修改意见有什么分歧，需不需要通过培训或各部门之间联动开一次会议的必要性等。据我了解，很多律师的法律顾问工作一年只在客户续签付费时才去一次。
大型企业集团或政府事业单位因为有专职法务人员，选聘常年法律顾问的方式大多采用招投标或竞争性谈判，对法律顾问团队的专业化水平要求越来越高，法律服务响应速度的要求也是越来越快，大型企业、单位的法律顾问服务越来越呈现团队化、标准化，同时还有行业法律服务的专业化。为了满足律师专业精度的要求，客户已经不再受限于所在城市的律师优先，而是更多地考虑律师法律服务的专业度和服务质量、态度，时空距离都可以通过网络缩短（尤其是疫情三年、客户大多习惯于视频会议方式探讨法律问题），时空距离不再是问题后，那么北京、上海律师的优势就会逐步无限放大，客户越来越倾向于找北京、上海的律师，而不是找北京、上海律所的当地分所律师来承接法律顾问，因为客户渐渐地发现并认同北京、上海律所的分所律师就是当地律师，只是有和总所进行协作而已，很多北京、上海律所的当地分所和总所就是个挂靠关系，连总分所间律师动作级协作都不便利，更不要谈任务级深度合作了。
争议解决法律服务则类似于医疗行业的外科手术，对主刀主治医生个人综合能力要求更高，通常争议解决的过程就类似一起外科手术，所有辅助岗位的医生全部是围绕着主治医生的主要工作内容展开。争议解决主办律师的经验和综合能力对每一起纠纷的结果影响巨大，所以标的额巨大的商事争议解决律师，如果按法律服务小时费率来衡量，可能是所有律师法律服务业务中小时费率最高的，是法律服务中利润率相对较高的业务领域。
随着前述介绍的中国律师数量急速增长，服务供给端的竞争加剧，这一方面激发律师整体专业服务能力快速提升，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律师行业的“内卷”。总体来说，充分竞争的市场，是为整体行业的发展更有利的。
争议解决法律服务和法律顾问服务，在未来完全分离将成为常态，类似于医疗行业中个人健康体检业务从三甲级医院中逐步独立出来，体检机构相对独立运营。争议解决将单独委托给更有经验的资深律师办理，不再拘泥于原来的法律顾问优先承办。
大胆预测下，上述罗列、陈述的客观现实可能会对律师行业的影响：
1.全国的律师会越来越往一、二级城市集聚（北京、上海律所在各地开办分所的价值会大打折扣），尤其是上海的律师人数会快速增长，远远超过各大城市律师人数的平均增长率，因为从客户端认知而言，一般认为只有北京、上海的律师可以服务全国，即如果你是四线城市的律师只能服务当地，省会城市的律师可以服务全省各地，上海的律师可以服务全国，尤其是当争议解决类业务单独招、投标时，上海律师的经验优势、专业能力就会极大体现，无论在中标概率和法律收费标准上均占有极大优势。
2.争议解决通常是律师代理业务，作为代理人独立负责全程法律服务。马上会出现律师不再提供单纯的纠纷代理业务，客户为了保证重大复杂案件中的法律服务质量，未来将会需要聘请争议解决专项顾问，在前期辅助客户选聘律师，重点监督承办律师的策略制定与服务全流程中的各环节的服务质量等。
3.争议解决法律服务市场会进一步细分，会按行业、是否有涉外因素、争议解决机构不同等，进行各种各样的细分，比如按争议解决机构会分成主要是商事仲裁的律师和主要是法院诉讼的律师等。
4.同业跨所合作会更多涌现，律师是律师最好的客户，律所是律所最好的伙伴。
5.同业跨所合作将由现在的以律师间合作为主，转变为以律所间合作为主，因为合作的深度将由动作级的简单协作合作向任务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协作进行深度合作转变。
6.企业法律顾问的年费会快速上涨（例如企业合规业务很多时候都是企业法律顾问服务的升级版），对专业服务的行业化要求会越来越高。
7.律师间的专业度和业务收费差距会越来越大，10%的律师会占据全部法律服务市场业务收费的90%，剩下90%的律师去争抢余下10%的法律服务收费。以基础的、传统的法律顾问服务模式为主的老律师会大量离开律师行业，被淘汰了。
任何人都打不过趋势，顺势而为才能有好的成果，什么是对的，我们没有资格评价，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以低价低质，通过营销成为法律顾问，然后通过代理重大争议解决获取超额利润的时代结束了，律师更应该提高法律顾问的年费，提供更好的法律顾问服务，通过高质高价，不断塑造专业服务价值，价值塑造好了，价格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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